12月13日，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表态，称欧洲必须做好“同美国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准备。此前数日，他还针对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达不满，直言部分内容“无法接受”。上台半年有余的默茨联合政府，正身处多重不确定性的漩涡之中：外部，俄乌和平谈判加速推进，特朗普政府新战略对欧洲的批评言辞犀利；内部，经济增长停滞数年，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民调中一度跃居第一，联合政府支持率创下21%的新低。

在同日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5）：政治‘右转’背景下的德国》”发布会上，观察者网对话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就默茨政府的执政困境、经济改革成效、国防战略转型及对华关系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解读（本文已获对话者审阅）。

【整理/观察者网 郭涵】

一、政治困局：联合政府支持率低迷，极右翼势力全域扩张

观察者网：德国媒体12月7日的最新民调显示，默茨总理领导的联合政府民调满意度仅21%，创下新低。如何解读默茨上台以来支持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与核心因素？

伍慧萍：默茨领导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曾是德国历史悠久的“全民党”之一。二战后，德国政坛长期由联盟党与社民党主导，上世纪70年代两党大选得票率合计超90%。但2000年以来，德国政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碎片化程度加剧，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数量不断增多，两大全民党的影响力持续下滑。

以往联盟党大选得票率超30%是常态，而本次大选该党得票率仅28.5%；上台后，其民调支持率始终徘徊在24%-28%的低位，还时常被主要竞争对手——右翼民粹乃至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全国民调中反超。作为二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联盟党民调被选择党赶超，本质上折射出德国政治与社会的深层变革，背后是民众对当前政治、经济、外交发展现状的普遍不满。不少主流民众尤其是中间阶层选民，并非完全认同选择党的主张，而是通过支持选择党表达对主流建制派政党的抗议。

这也意味着德国主流建制派政党亟需证明自身执政能力。默茨政府上台后，将“强大德国”、提振经济作为核心执政目标，推出一系列吸引投资、提升外交影响力的政策，但由于执政仅半年多，政策成效尚未显现，支持率仍待提升。

观察者网：今年9月，德国选择党在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地方选举中得票大增，技术工人成为其重要支持者群体。这一结果带来哪些影响？

伍慧萍：选择党的此前优势区域集中在德国东部各州，多个州已跃居第一大党，但在西部长期不敌主流建制派。不过2025年2月议会选举后的民调显示，选择党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党，时常反超联盟党登顶。此次北威州选举中，其得票率从5.1%暴涨至16.4%，翻了三番，成功跻身该州第三大党，标志着其影响力已从东部扩展至全国，甚至深入北威州这样的传统工业区（鲁尔区）——这里曾是社民党的核心票仓，如今也被选择党突破。

这一现象契合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普遍特征：填补左翼政党留下的“代表性真空”。选择党虽被界定为右翼民粹乃至极右翼，核心票仓包括受全球化冲击的老中产阶层等右翼保守派选民，但另一重要支持者来源是“全球化输家”——即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他们原本多支持左翼党或社民党。随着社民党等中左翼政党向中间立场靠拢以吸引中间选民，左翼边缘议题出现“代表性真空”，选择党精准抓住这一机遇，既提出带有左翼色彩的社会福利诉求，又聚焦资本外流、本土就业流失、外来移民抢工作等全球化弊端，形成左右混杂的政治纲领，精准契合“全球化失意者”的心理，从而在左翼选民中获得大量支持。这种现象并非德国独有，在欧洲乃至美国都广泛存在。

二、经济难题：改革推进受阻，保护主义抬头

观察者网：针对德国企业的民调显示，77%的受访企业对政府工作不满，中型企业不满比例高达83%。有分析认为默茨承诺的“新时代”未能兑现，结构性改革滞后，反而扩张养老金、增加财政支出。德国经济当前面临哪些具体困难？

伍慧萍：默茨政府推进经济计划的过程中遭遇多重阻力。首先是执政联盟内部协调难题，联盟党与社民党在政策理念上存在差异，政府推进政策需兼顾社民党核心诉求。例如此前联盟党年轻议员反对社民党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方案，险些引发政府危机，联盟内部分歧直接影响经济改革落地。

其次，德国经济持续低迷，未能快速走出低谷，根源涉及中长期结构性问题与短期消极因素。中长期来看，德国经济存在官僚程序冗长、劳动附加成本高、劳动保护严格、基础设施老化等弊端，制约了核心竞争力。默茨政府推出“国家现代化”议程，通过减税、去监管、更新基础设施等举措破解结构性问题，但成效尚需时间检验。短期来看，俄乌冲突导致原材料与工业电价上涨，大幅增加企业成本，尽管政府已采取限制工业电价的措施，但影响仍在持续。此外，德国企业本土投资意愿普遍偏低，受美国《通胀削减法》等因素吸引，更倾向于投资美国或中国，本土高劳动力成本、繁冗审批程序进一步抑制了投资热情。默茨政府7月召开投资峰会，动员国内外大企业未来三年在德投资6000多亿欧元，并配套相关支持政策，但政策落地需要过程，短期内难以扭转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经济政策出现保护主义抬头的新动向。面对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制造业危机，德国将部分原因归咎于亚洲竞争，在欧盟框架下已采取加征关税、设置钢铁进口上限并超额加税等保护性措施，还计划在基建中优先使用本土钢铁。这些防御性举措，凸显其经济政策的保护主义色彩持续上升。

三、国防与外交：战略转型提速，平衡自主与跨大西洋关系

观察者网：默茨政府是否将国防产业投资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情况如何？对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

伍慧萍：德国机械制造实力雄厚，军工领域表现突出，拥有莱茵金属、迪尔防务等知名企业，长期位居全球武器出口前五。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军工业迎来快速发展契机：上届朔尔茨政府设立1000亿欧元特别国防基金，稳步提升防务投入；默茨政府更进一步，提出打造“欧盟最强大常规军队”的目标——这在以往的德国难以想象，彰显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以及在军事领域寻求领导力的意愿。

不过需注意的是，出于对美合作的路径依赖，德国需大量采购美国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牵制本土军工投入。但总体而言，德国外交安全战略已发生根本性调整：不仅满足北约2%的防务支出标准，默茨政府还将目光投向特朗普提出的5%防务支出占比更高标准。这一转型对德国军工产业是重大机遇，同时也将对经济提振起到积极作用。

观察者网：德法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立场各异，面对特朗普2.0时代与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批评，未来两国是否会形成更多共识？德国的核心立场是什么？

伍慧萍：德国的核心诉求是在欧洲战略自主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间寻求平衡。上届朔尔茨政府更强调“做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核心是维护跨大西洋框架；当前默茨政府推行的是“现实的跨大西洋主义”：一方面，受路径依赖影响，仍尽力维系与美国的关系，例如默茨访美时曾拿出特朗普祖父的德国出生证明拉近距离，但特朗普对此毫无共鸣，甚至曾对法国人直言“没有美国，你们现在都得说德语”；另一方面，面对特朗普政府在外交、经贸政策上的不确定性，默茨政府也已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在战略自主问题上，德国长期以来持续发声，德法两国在大方向上存在共识，但德国更强调在战略自主与务实跨大西洋关系之间寻找平衡点。

四、对华关系：默茨访华前瞻，聚焦经贸与俄乌议题

观察者网：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2月初访华被视为默茨总理明年年初访华的“前站”。双方可能聚焦哪些合作领域与问题？

伍慧萍：默茨总理访华大概率在2026年1-2月举行（原计划2025年秋季访华）。此次瓦德富尔访华获得中方高规格接待，包括三位部长及国家副主席接见，预计默茨访华也将享受高规格接待，彰显中德关系在中欧关系中的独特价值与中方的重视。

从议题来看，默茨很可能带领高规格商业代表团随行，重点维护德国企业在华巨大利益。若届时俄乌冲突仍未解决，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将成为重要议题，德方一直希望中方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推动和平进程。经贸议题将是核心，德方可能提出具体诉求，包括所谓“产能过剩”、“公平贸易规则”、优化德企营商环境等；同时可能涉及稀土等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链韧性与安全问题，希望中方放松相关出口管制，此外也可能提及贸易顺差问题。

观察者网：这是否意味着默茨访华基调与马克龙11月访华有相似之处？

伍慧萍：是的，因为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基本共识。尽管部分中东欧国家看法不同，但德法两国在对华认知（即“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及对华“去风险”策略（默茨政府更强调“精准去风险”）上大体一致。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外交风格：德国人更务实，有问题当面沟通；法国人更擅长阐述宏大战略，表态看似积极，但马克龙回国后便会批评贸易顺差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顺差国，德国位居第二，其本身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潜在受害者。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向来倡导自由公平的国际贸易与全球合作，这种理念理应延续，而非转向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