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bubu潮玩全球爆火的喧嚣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底层世界。60岁的胡梅玉，一位来自江西农村的家庭女工，在深圳郊区的小区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削切娃娃脸边角料的动作，一天能完成1500件，收入却仅有五六十元。她的世界，与Labubu在拍卖市场上拍出108万天价、门店前排起长龙的火爆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家庭女工的微薄生计

胡梅玉的生活简单而艰辛。几年前，她和老伴从江西农村来到深圳帮儿子、儿媳带孩子。这份“削裙边”的零工，成为她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源。每天下午，她用小拖车将搪胶脸和边角料拖到几百米外的空地上交货，领钱后再带回新一批待加工的产品。  

“削裙边”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从模具里拿出来的搪胶脸，面孔与边角料之间有一道凹槽，胡梅玉要用工具刀沿着凹槽将边角料削掉，且削出的面部边缘要光滑整齐。一天下来，她的手腕、手指、腰背都会酸痛不已。冬天时，搪胶因温度降低变得更硬，她右手的小拇指更是酸痛难忍。  

尽管工作辛苦，收入微薄，但胡梅玉对这份工作十分珍惜。“老板说，我做得比她们都好。她们的货送过去，老板都要检查一遍，我的货老板都不看的。”说这话时，她眼中闪烁着亮盈盈的笑意。在她生活的小区里，许多与她年龄相仿的老年人只能靠打牌消磨时间，而她至少还能通过这份工作为家庭增添一些收入。  

二、潮玩生产的多道工序与复杂链条

胡梅玉或许不知道，她手中的娃娃脸只是潮玩生产链条上的一个小小环节。一件潮玩的诞生，要经过多道工序和众多工人的双手。  

在距离胡梅玉生活区域附近的大大小小的玩具厂、娃衣厂，分布着潮玩生产的各个环节。东莞作为全国最大的玩具出口基地，拥有4000多家玩具生产企业和近150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中国近85%的潮玩产自这里。据报道，2020年就有超过30家代工厂、合作企业为泡泡玛特供货，随着Labubu全球爆红，东莞也成为了“祖国版”Labubu的供应地之一。  

在一家小型搪胶厂，五六个老年女工围坐在桌前“削裙边”，她们的月收入有五六千元，工作不仅包括“削裙边”，还有上色、过油等多道工序。车间最内侧的搪胶炉前，守着模具的工人多为老年男性，他们是技术工，月收入有上万元。  

一家中型塑胶玩具厂B厂，主要生产搪胶、塑胶产品，工人数量超过150名。在搪胶产品完成削边后，B厂的流程分工更为细致，上色、喷油、影印、人工细节绘制、手工拼装等每一道流程都由专职工人负责。一款塑胶潮玩产品，要经过至少10双手才能完成最后的包装。B厂主要做海外市场，订单一般是塑胶类IP潮玩产品的来单定制，最近几个月是出货旺季，且只代工有IP版权的产品，不接受仿制订单。  

三、娃衣生产链与市场价格的巨大落差

作为潮玩文化的周边产品，娃衣市场在Labubu热潮的带动下再度升温。在距胡梅玉住处不到5公里的一家娃衣工厂，几百平方米的厂房里堆满了装着各式娃衣的纸箱。这些娃衣针脚细密，款式精致可爱，但制作繁复，半个巴掌大的裙子上集合了蕾丝、刺绣、泡泡袖、蛋糕领等多个元素。  

一套娃衣包含裙子、头饰等三件套，拿货价接近30元。而电商平台上，与这间娃衣厂产品款式相近的Labubu娃衣，零售价大多是工厂报价的两到三倍，售价高达数百元的娃衣也不在少数。  

一名家庭女工在亲属帮助下，一天最多能缝制接近1000件娃衣，月收入能达到7000元。按照这个劳作量粗略计算，每一件的工价大概是0.35元。与胡梅玉削切娃娃脸的工价相比，虽然娃衣缝制的工价略高，但整体收入依然微薄。  

四、热潮背后的底层困境

Labubu掀起的炒作风暴，在今年618期间逐渐归于理性。泡泡玛特在各个销售渠道对Labubu系列产品进行大批量补货，二级市场上炒作价格应声而落。然而，这些热潮与起伏都与胡梅玉无关。她每日靠着双手和工具刀，完成1500多张娃娃脸的削切工作，拿到50多元的报酬，她的世界与潮玩流向的世界再无交汇之处。  

在这个庞大的潮玩产业金字塔中，胡梅玉处于最底层。她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整个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她的辛勤付出，支撑起了潮玩产业的底层架构，却难以分享到产业繁荣带来的红利。  

潮玩经济的火爆，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但也应该关注到背后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价值，却未能获得与之匹配的回报。如何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改善底层劳动者的待遇，让他们也能分享到产业发展的成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